12月14日上午，東莞市委書記呂業升在東莞市委黨校為黨員干部作專題輔導報告時提出，“未來五年，東莞不可避免要展開一場新的突圍之戰，必須在包圍中殺出重圍。”在經濟新常態下，東莞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瓶頸制約和難題障礙，就是呂業升所說的“圍”之所在。

　　呂業升用“六個雙重”作進一步闡述：一是高端制造回流和低端市場分流的“雙重擠壓”;二是區位優勢弱化和城市競爭加劇的“雙重困境”;三是開發強度偏高和生態負荷過重的“雙重約束”;四是“三駕馬車”減速和動能轉換膠著的“雙重風險”;五是化解社會矛盾和消除安全隱患的“雙重挑戰”;六是推進深度轉型和鍛造一流隊伍的“雙重考驗”。

　　可以說，每一條都正中東莞在邁向“萬億俱樂部”過程中的痛點所在。

　　當前，莞深融合正在加速推進，兩地人才、技術、資金、市場的深度整合，成為東莞實現新跨越的方向所在。位于臨深片區的黃江，更是處在莞深融合發展的第一線，承擔著深圳資源傳導的重任，面臨的突圍壓力有增無減。

　　近日，知名企業家曹德旺投資6億美元在美國莫瑞恩建造了一家汽車玻璃廠。據曹德旺詳細對比中美投資成本和收益后，發現美國制造居然更劃算，“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跟美國比高35%。”作為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德旺和他的福耀玻璃出走海外，甚至被部分評論解讀為中國制造業競爭力下降的一個例證。

　　作為“世界工廠”的東莞，對制造行業的風吹草動，無疑更為敏感。拋開經濟賬不算，這一事件也可以為黃江制造提供兩點信號。第一，當越來越多制造企業開始“用腳投票”走向海外的時候，說明國內不同區域和城市之間的制造業資源爭奪戰，已經擴大為全球范圍內的競爭。

　　其次，過去我們看到一些實力較弱的低端制造業分流至東南亞等地，如今有實力的大企業所代表的高端制造業也在出走發達國家。兩頭擠壓之下，正在轉型升級中的制造重鎮，如何培育新動能，培育哪些新動能，能否留住新動能……成為關乎城市長遠發展的大問題。

　　有人認為，成本上漲可以通過技術進步得到解決，通過“機器代人”等手段提效率、降成本，重新獲得競爭優勢。但是，福耀玻璃的出走表明，技術固然是最大生產力，但擺脫了人力成本制約的制造業，人力以外的成本反而會成為主導企業思維的第一因素，例如美國更廉價的土地和能源價格會對一些企業形成巨大吸引力。

　　這種情況下，黃江又該如何作為?顯而易見的是，稅收、人力、土地、能源等，這一系列的成本并不在一個鎮的權限和能力掌控范圍之內。筆者認為，對于黃江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做好營商環境這篇大文章。

　　企業發展的考量因素，除了利潤，營商環境也至關重要。曾有企業家向筆者表示，受廉價的土地人力成本以及當地政府開出的優惠條件吸引，他曾將工廠搬遷至中部某省，但沒過兩年就“逃回來”了。在當地做企業，不僅要常常迎送領導視察“關懷”，還要應付頻繁的消防、衛生、安全等檢查，造成一大筆隱形開支，該企業不勝其擾。

　　珠三角地區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歷來重視營商環境的打造。但是在當前綜合競爭愈發激烈的情況下，各地在“硬招式”上大同小異，內在“軟實力”的比拼就成為關鍵因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不僅包括穩定優厚的政策，還包括良好的自然環境、豐富的文化以及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