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武漢在接下來的5至10年內再培育不出新的支柱型產業，那這個城市的命運基本就是今天的沈陽。

　　正如流落異國的人，對故國持有更強烈的民族主義一樣，我這種寄食異地的人，也往往對故鄉的發展格外在意。因此，從早年的天涯社區到如今的微信公號，每每看到關于武漢發展的討論，總免不了觸動自己——百般感觸凝于一點：恨鐵不成鋼。

　　今天，提起武漢，對于大多數外省人，可能只是個模糊的印象：一個普通二線省會城市而已，再沒有更鮮明、更深刻的特征，可堪讓人銘記——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泯然眾城矣”。武漢人、尤其是經歷過武漢輝煌歲月的人，或許對此不服氣，但這就是現實、硬邦邦的現實。

　　當然，或許是為了不至于打擊“武漢主義者”的自豪感，也會不時看到武漢與周邊省會城市比較優勢盡顯、前景光明的文章，以假裝大武漢還是個繁榮、很牛的大城市。

　　然而，在我看來，正是這種虛幻的滿足感，遮蔽了武漢對現實的判斷，使其如“溫水煮青蛙”般緩緩沉淪。

　　須知，武漢從來就不是一般省會城市，將其與周邊省會城市對標本身，就是把自己看小了、就是一種自我作踐。

　　且不講1911、1927年武漢臨時首都的政治地位;僅就經濟而言，直至改革開放之初，武漢也穩居中國第四大城市之位!其醫療、教育、科研等諸般配套之完善，更是藐殺絕大多數省會城市。輔之以其近代史上開埠城市的洋氣，其城市地位、要素稟賦自然遠較一般省會城市為優。

　　但就是這樣一個武漢人為之自豪，除了上海誰都不放在眼里、誰都是鄉下人的大武漢，在改革開放之后，一度跌出中國前十大城市，甚至被蘇州、東莞超越。如果說，蘇州、東莞比武漢更得開放之利，那被更內陸、歷史和條件更不如自己的成都追平、甚至超越，武漢又有什么理由可講?相對發展速度和態勢，甚至被合肥、鄭州、長沙這樣的周邊小省會城市步步緊逼，武漢又有何說辭可找?

　　粗疏的檢視武漢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除了本世紀初東風汽車從我老家十堰遷漢帶動汽車制造業的繁榮，就再無新的支柱型產業崛起。相反，倒是武漢曾經賴以自豪的傳統大型國企，一步步日落西山。坦誠地講，如果武漢在接下來的5至10年內再培育不出新的支柱型產業，那這個城市的命運基本就是今天的沈陽。

　　那么問題來了，堂堂大武漢何以墮落至此?

　　欲弄清武漢當前的困局，首先需要明了武漢何以崛起?

　　一言以蔽之，武漢近代以來的崛起，本質上是其地緣優勢在外向型經濟發展中的變現。

　　武漢在晚清開埠后，因其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長江水系和京廣鐵路構成的中華交通大十字)，成為長江中上游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國際貿易的樞紐港。換言之，在中國廣泛的內陸地區首次被卷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中，武漢扮演了其窗口和橋梁的角色：領館、洋行林立，以武漢關和江漢路兩側為代表的漢口自由市典雅高華的建筑傲視四方，正是其昔日榮光的投射。

　　武漢的這一開放優勢，繼之疊加了中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紅利(漢陽鐵廠為代表的近代工業體系，愈加強化了其城市地位——也正是這樣的實力和風氣，才孕育出湖北新軍、開出武昌首義之花)和紅色中國的垂青，工業實力之雄厚，傲視關內十八省。

　　但正是這樣的過往和雄厚家底，讓武漢長期擁有自豪/驕傲的資本，在改革開放之后的發展積極性上，并無緊迫壓力。也因此，無論是政策紅利的爭奪、還是改革探索、抑或招商引資，武漢始終無突出表現。除了類似“炸武展”、“滿城挖”這樣的城建新聞外，武漢在經濟上基本是無新聞的。

　　這其中，吸引外資的乏善可陳，我以為是最可惜的。本來武漢因開放而興，但改革開放后，吸引外資不僅爭不過沿海城市，甚至爭不過成都、重慶。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須知，外資外貿的存在，不僅是一個地區產業興盛的問題，還會活躍、升級消費，更重要的是，其會深刻影響當地政府的觀念和行事作風，并連帶著產業知識外溢和人才溢出效應，從而為一個城市的持續升級發展打下基礎。這從青島、大連、天津、成都這些外向型經濟城市遠較一般城市表現突出，即可見一斑。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武漢在有些工業領域還是很有實力的。也沒錯，但那畢竟是代表過去的產業，引領未來的呢?正如意大利人依舊在時裝、皮革等奢飾品領域擁有不凡實力，但卻絲毫不具有前沿意義——新經濟的潮流永遠在別處。

　　武漢未來怎么辦?

　　很多人建議，武漢還是要利用地理優勢，發展物流產業;還有的提議，從武漢現有產業中挑出光電子、醫藥這些相對發展較好、產業前景也還不錯的加以扶持。

　　竊以為，這是誤區。

　　首先來看武漢一直癡迷的地緣和物流——在交通運輸日漸網狀化的今天，除遠洋貿易尚有幾大樞紐港外，大多只能稱之為節點。武漢也就很難指望周邊的貨物都從自己的地盤上周轉，除非本地制造業發達，否則物流有何可運的?福建沿海開放，交通優勢夠好吧，但制造業不發達，優勢也就等于零了。反觀重慶，隨著近幾年制造業的崛起，黃市長一年一個新戰略，又是 “一江兩洋”、又是“渝新歐”，反向推動國家交通布局為已服務。

　　當然，如果武漢能扮演溫州的角色、能扮演孟菲斯的角色，那也可以把物流作為支柱產業，但這樣的生態位，前者被溫州、廣州占據，后者被鄭州搶先，武漢還有多少機會和勝算?

　　其次，僅僅著眼于產業政策，是解決不了武漢的問題的——雖然產業政策也是必要的。

　　產業政策這事，第一最好是個差距比較大的追趕型經濟體——這樣追趕目標明確;第二，產業政策與具體企業脫鉤。就前者來說，今天整個中國的經濟追趕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更多的是探索、摸索，很難有明確的產業方向;就后者而言，中國的很多地方、甚至中央部委，產業政策往往盯住幾家大企業，予以扶持，結果越扶越成扶不起的阿斗——武漢在武鋼身上是吞過這樣的苦果的。

　　也不是說，武漢就只能這樣沉淪下去，畢竟武漢那么好的位置、那么好的資源稟賦.

　　關鍵還得從地方政府開始改革。

　　畢竟，在我國，政治環境、政府行事風氣是一種元環境，沒有這方面的改善，很多事就無法展開。就像改革開放如果不是先解決政治，開放、發展恐怕無從談起。

　　政府改革，從消極意義上說，至少政府不應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負面因素：從最糟糕的方面說，至少不應讓企業家有后顧之憂、有恐懼感(畢竟，湖北的兩任首富龔家龍、蘭世立最終的下場并不好);從次糟糕的方面說，政府即便不主動服務企業、市民，至少也得照章辦事，而非推諉拖拉。

　　從積極意義上說，政府還是要有主動作為、求發展的意識(城建系官員和經濟發展型官員在武漢上的力量對比，某種程度上就反應了當前發展在政治中排序的優先度)。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遇到很多問題去解決、也就帶動改革的深化——如果認同這點，成熟的經驗、方法其實很多。

　　比如，經濟發展首先要有推進的責任主體，在市場主體尚不足恃時，還是需要政府扮演先行推動力量。從片區的角度，多設立一些特殊經濟區(開發區、高新區、保稅區等，面積可以小一點)，其管委會專司經濟發展，總比一級政府目標泛化有效;并且，其作為市政府派出機構，效率自然不一樣。從產業的角度，為發展某些特定產業，設立市屬國企作為尖兵，也是行之有效的辦法。在這方面，深圳有著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

　　當然，更重要的是整個區域發展環境的優化。一個地方的發展，要么是在現有產業基礎上的延伸、升級，要么是新產業的培育。

　　就前者而言，需要推動目前尚有優勢的大企業，加速開放、推動競爭，以帶動產業鏈、產業集群的成長。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構筑武漢新的支柱型產業——畢竟，武漢現有產業結構中，新經濟比重太低。

　　雖然全球性大規模產業向中國轉移的浪潮已經結束，但主要是對低端勞動力敏感的低端制造業轉移的結束，而對更高層級人才紅利(尤其是工程師)有需求的產業向中國轉移，依然有機會。甚至國內如深圳、北京依然有產業外溢的機會。

　　武漢的人才儲備、城市綜合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以及理想的地理位置，是具備承接這些一線城市產業外溢落地的可能的——比如，假設華為制造業外遷深圳，武漢能否抓住?與瞄準華為產業外遷的東莞松山湖相比，武漢是否具備相應環境水準的園區?是否具備可與深圳競爭的政策和政府服務能力?

　　就后者而言，武漢未來會產生哪些新的顛覆性產業、甚至是未來的新巨頭，現在誰也不知道。因此，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一系列的公共服務(從醫療、教育、司法到工商、稅務……)，使有興趣的企業家愿意在武漢落地、能在武漢有良好的成長環境。

　　總而言之，未來城市的競爭，主要是公共服務能力的競爭!是城市自由度和包容度的競爭!在這方面，武漢官場存在的一些辦事冷漠拖拉、敷衍塞責，能否以辦事流程和責任清晰化來解決?包容度方面，外地投資者和本地居民企業發生糾紛時，能否做到公平處置而不偏袒?

　　當然，還有一個武漢人私下討論已久而又不便公開的方案是，讓武漢直轄。在武漢市看來，這或許是甩掉包袱、提升城市政治層級從而獲得更多資源的可能;但在我看來，這更有可能是切掉湖北省對武漢的輸血，逼迫武漢市圖強的刺激(如果真能刺激武漢雄起，當然再好不過)。但既然成都在四川省內也能比武漢發展的更有活力，武漢斷然不能認為，非直轄不足以解武漢之困。

　　說了這么多，可能也就吵吵，好玩。畢竟，多年前天涯上絡繹不絕、熱火朝天探討武漢發展的稿子，最終無一例外淪為網友的自娛自樂，而未得到官方的一星半點回應。反觀深圳，以“深圳三劍客”為代表的類似網絡探討(最有名的篇章，自然是湖北佬咼中校的《深圳，今夜你被拋棄?》)，獲得政府怎樣的回應?

　　區別背后，是兩地政府態度和智慧的差別，也是決定一個城市發展的最根本因素之一。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