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1957年提出都市圈理論，1976年在其著作《世界體系中的城市群》中大膽預測，上海及周邊地區將崛起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不過，戈特曼沒有料到的是，今天的中國，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城市群鼎足而立，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長江中游、成渝地區等城市群也在順勢而動。
城市群已成為中國城市化的戰略模式。“加快城市群建設發展”已寫入了中國“十三五”規劃，成為探索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一個重要路徑。
區域經濟發展步入3.0
根據“十三五”規劃，國家將優化提升東部地區城市群，建設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同時，培育中西部地區城市群，發展壯大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長江中游、成渝地區、關中平原城市群，規劃引導北部灣、山西中部等城市群發展，形成更多支撐區域發展的增長極。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上證報記者表示，區域經濟發展有平衡和不平衡兩個狀態，中國一直追求區域經濟均衡發展。
回顧區域經濟發展歷程，邵宇認為，中國城市發展最初是遵循各地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的自然規律，通過戶籍政策限定大城市規模，目標是實現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發展。這堪稱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則伴隨著沿海城市的改革開放，隨著鄉鎮企業的興起和民營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大量遷徙，期間國家提出了諸如東北振興、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等發展戰略，目標都是探索更加均衡的發展模式，這就是2.0版本。
區域經濟發展的3.0版本，也就是目前階段，寄望資源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于是，國家在延續原來中東西發展格局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概念，通過大城市帶動周邊的中心城市和衛星城鎮連片發展，以實現更大規模的人口承載力，這是一個新的發展思路。
在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羅守貴看來，若以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興奮點在空間上的兩次推進來看，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在珠三角，上世紀90年代推進到長三角，分別被視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為1.0版和2.0版。現在推進到京津冀地區，視為3.0版。從地理位置來看，這次推進程度更為深入，屬于當年計劃經濟的心臟地帶，有望在改革和開放兩個方面都能夠走得更遠。
盡管對于劃分標準存在不同理解，但專家們普遍認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已步入新時代，將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步入新臺階。
“目前環境下，中國經濟正在尋找新動能，若想激發發展動力，關鍵是解決土地、勞動力、資本在區域上的錯配，若把這些資源更有效地集中到超級城市群以及周邊城市帶，能實現更高效率，帶來更多有效需求和供求，為中國經濟帶來新一輪發展動力和活力。” 邵宇說。
羅守貴認為，未來區域經濟發展會以城市群為載體，除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外，全國還會有十幾個城市群，總共可集中全國50%以上人口、80%以上的經濟總量。
三大城市群新動作
城市群版圖已基本確定，現實問題是如何在一體化上做文章、在互聯互通上做深做實，形成區域發展的增長極。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雄安新區橫空出世，作為千年大計，進入國家大事層級。
在珠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呼之欲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高層近日表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瞄準“世界級城市群”格局，粵港澳大灣區將引領珠三角城市群發展進入新階段。
長三角城市群也在尋求協同，迎來接軌的聲音。
日前，浙江省批復在嘉興市設立“浙江省全面接軌上海示范區”，深化與上海的全方面、多層次、寬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嘉興市發改委地區處處長楊曉波對上證報記者表示，所謂建設“全面接軌上海示范區”，是嘉興全市整體行為，涉及范圍包括嘉興下轄的2個市轄區、3個縣級市、2個縣。以省級示范區形式全面接軌上海，有望浙江省在規劃編制、項目立項和審批、體制機制等方面釋放相關支持舉措。
在嘉興市上報浙江省的示范區建設實施方案中，記者看到，嘉興列出了7個重點合作領域和八大重點項目清單，擬提請浙江省級層面支持。7個合作領域包括：嘉興市軌道交通與上海軌道網對接項目建設、滬乍杭鐵路建設、嘉興軍民合用機場建設、滬嘉醫保“一卡通”工作、平湖與上海共建長三角科技城、上海自貿區嘉善項目協作區建設、嘉善縣與金山區共建浙滬毗鄰地區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等。
八大項目包括軌道交通、鐵路和機場等在內，預計總投資約為736億元，其中“十三五”期間總投資計劃為330億元。據悉，機場項目和滬乍杭鐵路有望今年完成可研報告的批復，爭取明年能開工。
在產業對接方面，嘉興提出以高端裝備、智能制造、金融業等為重點，開展兩地產業合作。根據實施方案，嘉興擬通過上海引進重大產業項目和外資，尤其是迎接“浙商回歸”，計劃2017年引進來自上海浙商回歸產業、項目175個，到位資金155億元;引進上海億元以上重大產業項目40個，通過上海引進外資項目100個。同時，深化與上海國有企業、在滬央企及相關投資結構合作對接，建立常態化合作機制。
制度聯動推動區域一體化
從一定角度上講，城市群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病纏身而催生的。如京津冀之中的京津，由于資源過度集中，霧霾常發，交通擁擠，房價居高不下。
邵宇認為，城市群實現區域發展一體化，最有效率的辦法是將相關行政區域進行調整。也可以考慮在城市群之上再設置一個頂層機構，比如直轄城市群管理委員會，來實現城市群中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規劃和管理。與其逆市場而為，通過人為限定城市的人口規模來破解大城市病，還不如主動疏導，將人口疏導到大城市周邊的城市群落地生根。這樣的話，城市發展的空間也將順勢打開。雄安新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解決大城市病的另一個路徑是發展智慧城市，提升管理能及和智慧程度，讓公共服務設施變得更加有效，服務更多人群。”邵宇說。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張兆安認為，從長三角一體化的實踐看，從市場驅動到產業聯動，要慢慢進入制度聯動的狀態。制度層面上架構好，長三角聯動發展整個能級將上升一步，各個城市之間的經濟社會資源的流動會更加順暢。
上海交通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顧建光教授則認為，解決大城市病，需要解決三個疏散，分別是人口疏散、 城市功能疏散、產業疏散。其中，后面兩個疏散最為關鍵，如果城市功能和產業不疏散，人口就沒法疏散。這并不能完全靠市場機制解決。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把發展城市群、城市帶作為戰略性解決方案提出，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不失為一種解決方案和途徑。京津冀的做法，如果落實得好，對全國有一定的示范作用。長三角地區接下來也會有一些相應的舉措。
“從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推進過程來看，基礎設施一體化可以做到，經濟相互融合可以做到，但在較短時間打破行政壁壘還是很難的。”顧建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