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十一次黨代會上，“科創中心”再次成為關鍵詞。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上海，又兼創新發展先行者使命。致力于成為全球城市的上海如何實現從外資優勢到本土創新的動力切換，如何探索有利于創新的“四梁八柱”建設，備受關注。本專題以上海老工業基地楊浦的創新轉型為樣本，呈現這個老廠房和知名高校聚集區依托自身資源稟賦和制度創新，書寫上海科創時代的楊浦故事。
導讀
上海承擔的國家使命就是開放，未來要做的就是將已有的資源稟賦發揮到極致，將制度空間開辟利用到極致。
自貿區、科創中心、國企改革、高考改革、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經商、群團改革……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上海，一個又一個的改革試驗正在成為全國的“網紅”。
5月12日，上海市第十一次黨代會閉幕。為期5天的大會多次“點名”科創中心，并提出要將上海科創中心重要載體張江打造成為世界級科技創新中心的增長極。
這表明，上海正踐行創新發展先行者的使命。此時距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4年5月在上海考察工作時要求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正好過去3年時間。
一直以來，上海最突出的優勢是國際化，黃浦江兩岸的萬國建筑群和林立的國際社區奠定了這一“海派文化”的基因。在這座向來以規則和秩序立足的城市，創新需要足夠的魄力與智慧。
創業者們表示，選擇上海是欣賞這里的商業氛圍、跨國公司資源和政策環境，以及這座城市本身的文化和配套。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專家則認為，“上海承擔的國家使命就是開放，未來要做的就是將已有的資源稟賦發揮到極致，將制度空間開辟利用到極致。”
從外資優勢到本土創新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此次黨代表會上作報告指出，今后五年，上海要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以全球視野、國際標準推進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
5月10日，上海成立上海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辦公室、上海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辦公室，由上海市長應勇親自掛帥擔任主任，常務副市長周波和中科院原副院長施爾畏擔任常務副主任。
這在上海市科學研究所創新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常靜看來，是上海科創中心制度創新的重大舉措，“對推動科創中心‘四梁八柱’尤其是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意義重大。”
上海是大量跨國公司設立全球研發中心的首選地，截至2016年年底，外商在上海累計設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580家，投資性公司330家，研發中心411家。
尤其是作為國家自主創新試驗區和科創中心核心承載區的張江，優勢更加明顯。據悉，張江園區擁有跨國公司研發總部50余家，外企研發機構近200家，科技型中小企業4000多家。而且，張江已經擁有了上海光源、蛋白質等重大科學設施。
利用好這些跨國公司研發中心的優勢，爭取研發中心的成果在上海或者周邊地區轉移轉化，一直是上海科創的重頭戲。
為了能將海外優質項目引入上海孵化，2016年10月，張江正式啟動全國首創的跨國企業聯合孵化平臺。據悉，運營至今，參與該合作的有陶氏、GE、微軟、英特爾、Plug&Play等。
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性探索
科技成果的轉化瓶頸，一直被視作科技創新“最后一公里”的短板問題。
在企業、個人、高校院所三大主體中，高校是目前最大的短板。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15年中國專利調查數據報告》顯示，中國發明專利的轉化率較低，其中企業和個人的轉化率達5.0%以上，而高校僅有1.5%左右。這恰恰也是高校資源豐富的上海潛力所在。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王振指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牽涉到學校的管理體制和學科布局，“很多學科的布局沒有很強的產業化需求，而且上海的產業側重化工、大飛機、集成電路等大型系統工程，很難由一兩個團隊進行轉化。”
為解決這些問題，近兩年上海也做了大量的嘗試。
尤其受外界關注的是，全國首個科技成果轉化遞延納稅案例于2016年在上海理工大學落地，團隊以太赫茲科技研發成果作為無形資產獲得股權獎勵，暫不繳納個人所得稅1035.09萬元。
日前，《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經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明確將職務科技成果轉讓、許可給他人實施以及作價投資的，可以從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作為獎勵和報酬。
根據規劃，到2020年，上海市全社會研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0%左右。統計數據顯示，2014-2016年三年間，這一比例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
上海市科委主任壽子琪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問時指出，總體來說，成果轉化是一個復雜系統，不僅成果本身，還牽涉到很多市場行為、配套服務能力和政府的職能轉變。
規則與秩序下的創新
加快科創中心建設，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根本在于人才。
畢業于清華大學，后入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和美國MSU深造，進入硅谷工作并創業的郝鋒，2007年決定回國創業，并于2013年創立了智向科技，提供基于智能定位的場景化出行解決方案和服務。
“就全國范圍內，張江做半導體的技術型人才絕對是領先的。”這是郝鋒選擇張江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此外，張江擁有中芯國際等半導體行業的巨頭，相關產業鏈完善，以及人才公寓、子女就讀國際學校等相關配套服務齊全，也是吸引他的地方。
為配套科創中心建設，上海緊接著兩次出臺“人才20條”和“人才30條”。
“人才30條”首次提出了“用人主體自主權”，將科研成果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三權”下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并明確“在本市取得經過市場檢驗的顯著業績的創新創業中介服務人才及其核心團隊，予以直接落戶引進”。
在海派文化、白領文化影響深刻的上海，規則和秩序作為營商環境的競爭力的同時，也因規則和秩序意識太強，而被外界評議為“難成創新氣候”。
一直以來，上海的高校尤其名校畢業生更傾向去外企謀得一份體面工作，而不是創業或去創業公司。但在這幾年，選擇似乎更加多元化。而多數在上海的創業者也會說，上海的政府部門做事靠譜，更講市場規則。
“這兩年，市場社會的力量蓬勃生長，特別是科技服務業的發展迅速。”常靜指出，上海的優勢在于推動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尤其是推動開放、吸引人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政策不斷。
“上海承擔的國家使命就是開放，未來要做的就是將已有的資源稟賦發揮到極致，將制度空間開辟利用到極致。”上述專家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