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一個充滿著農業文明色彩的地名，“圳”是客家方言“田間水溝”之意。據清代《新安縣志》記載，深圳河每逢下雨便漲起大水，常有人“不知深淺，動遭淹溺”。如今，當你從紅樹灣望去，深圳灣海岸線綿延的燈光、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盡顯眼前。“深圳奇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深圳未來如何繼續加速推進產業結構轉換?帶著這些問題，深圳特區報記者采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應用經濟研究所所長干春暉。

　　一、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率先突破計劃經濟體制重重束縛

　　干春暉將“深圳奇跡”背后的原因歸結為以下三點：第一，深圳經濟特區一直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當年，在特區之外的地方，計劃經濟痕跡還比較重，而深圳一早就開始了市場化改革，率先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重重束縛，開創了多項制度與觀念的先河。

　　第二，深圳的成功，既源于對市場“無形之手”的尊重，也離不開“有為政府”。敲響土地拍賣“第一槌”、發行新中國第一張股票、建立新中國第一個出口工業區、開設中國第一家私人律師事務所……據不完全統計，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來，40年間共創造了1000多項“全國第一”，這些“第一”離不開深圳的管理者、建設者們“敢于吃螃蟹”的勇氣與作為。“現在一說起‘制度成本低，行政效率高’的城市，大家首先會想到深圳，深圳營商環境好成了人們的共識，這也是‘有為政府’的體現。”干春暉說。

　　第三，深圳抓住了國際產業鏈轉移的歷史機遇。特區建設之初，一沒技術、二沒設備、三沒資金，發展受限。但與一河之隔的香港比，深圳有低廉的土地和廉價的勞動力，這為特區打開了機會的大門。以“三來一補”起家的深圳，也沒有忘記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

　　大力推進自主創新，適時出臺各項產業政策，是深圳經濟質量不斷提升、產業轉型升級加快的重要原因。如今，深圳第一、二、三次產業結構更加合理，高新技術、金融、物流、文化四大產業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

　　因此，深圳的成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抓窗口期、優惠政策、改革開放、先行先試、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地緣優勢、人力資本，等等。

　　二、加速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經濟現代化轉型

　　干春暉分析，縱觀深圳發展的歷史，人們注意到深圳最初發展的產業是“三來一補”。跨國公司在深圳投資設工廠，利用國外的技術和國內相對成本較低的勞動力發展服裝、玩具等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是銷往海外，應該說是“兩頭在外”，這是深圳在發展之初的模式。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三來一補”等為特點的增長方式走到了盡頭，深圳勞動力成本的相對優勢在逐漸減弱。在這個過程中，深圳順應了產業發展的需求，不斷加大創新的投入，提出要“二次創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用市場手段和政府作為相結合的方式，不斷地激勵創新，使得創新者在深圳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取得成果。經過多年的努力，深圳已經步入全球產業鏈的高端環節，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等一批深圳高新技術企業憑借技術創新優勢，已在全球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對于未來如何發展，干春暉認為要繼續加速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轉型。他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第一，進一步進行制度的創新，成為制度創新高地，打造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制度成本最低，政府效率最高，營商環境最好的區域。

　　第二，繼續加大創新的力度，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制高點，成為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者、主導者。除了在高科技產業方面取得更加領先的成果之外，還應該向全球科創中心、科創的策源地發展，只有這樣，高科技產業才能有源源不斷的技術來源。要做到這一點，深圳應該有吸引全球最優秀的科技資源、科技人才的能力，同時也應該有強大的本土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的實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深圳未來要進一步要加大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的基礎性研究的投入。

　　當前，我國產業鏈已經基本完整，提升產業鏈水平的重點是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產業基礎能力提升。像深圳這樣在高科技產業領先的城市，就應該主動作為，利用好技術優勢，有針對性地對這些關鍵技術進行創新進行突破，為我們整個國家的產業鏈的安全，產業鏈的穩定作出貢獻。

　　第三，深圳不僅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還應該努力成為全球城市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擁有更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和對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在干春暉看來，一個城市能提供的物理空間是極其有限的，過去的城市主要是基于直接交往的活動行為之上，因此我們需要創造許多有用的功能空間來滿足使用的需求。但需求的膨脹帶來的是城市系統的愈加復雜和生態環境及資源的巨大壓力。如今的社會，在現實物理空間的使用基礎上，我們開始更多基于信息“流”的網絡空間擴展，不再依賴于城市的實體物理空間而是更加注重城市無形的流動空間的規劃。“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未來深圳的工廠可能會外溢出去，產品不需要直接在深圳本地生產，在深圳所要進行的工作是對設計、生產、運輸、銷售的控制而不是這些工作本身，離岸和遠程可能是工作的特點，這就是對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的體現。”干春暉說。

　　三、做好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雙循環”的交匯點

　　“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薩斯基婭·薩森(Saskia Sassen)認為，世界各國的城市中，有的是地區性城市，有的是全球城市網絡中間的重要節點，這些節點城市除了自身發展之外還講究與周圍地區的連通性。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而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先例。干春暉認為，正是在這種沒有先例的灣區建設中，深圳更要解放思想、積極探索、大膽嘗試，發揮先行示范作用，勇于破除與發展不適應的體制機制障礙和法規制度束縛。他說：“深圳連接了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是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雙循環’的交匯點，如果能夠做好這個交匯點，就能夠獲得更大的發展機會和更高質量的發展。”

　　干春暉認為，要做好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雙循環”的交匯點的關鍵是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建立更具彈性的審慎包容監管制度。“審慎包容監管制度為新的產業、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提供了創新的可能性。如果按照原有的方式進行市場的準入管理，也許那些新的技術、新的產業、新的商業模式永遠不會被批準。”

　　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破壞舊的，創造新的結構。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要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以實現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干春暉認為，現有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模式或許無法對于這類新的生產體系中的“新組合”提供市場準入，這時候就要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用事中事后監管的方法，以更加審慎和包容的制度，給創新型的企業、甚至還沒有盈利的企業，提供機會，在新業態發展中再加以規范。審慎是要守住一些最基本的風險，要有底線思維，包容是為創新提供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可能。

　　四、在構建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上走在全國前列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賦予深圳新的重大歷史使命，提出深圳要建設高質量發展高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在構建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上走在全國前列。在干春暉看來，高質量的體制機制，就是能夠利用市場的手段，高效的配置資源。

　　具體來講，第一，要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中國經濟經過了40多年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斷地增加，無論是實體產品還是服務的需求。而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這些迅速增加的需求沒有被很好地滿足，表現為有很多收入較高、追求高品質生活的消費者，去國外購買優質的產品和服務。高質量的發展，首先就要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我們的體制、要素、人力、資金要能夠迅速的調整和重組，生產相應的產品和服務來滿足這些需求。

　　第二，適應發展理念的變化。過去我們不斷地追求規模、追求速度，然而規模和速度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質量問題開始取代速度問題成為主要矛盾。這時候，我們就應該在整體上不把速度和規模當做第一追求的目標，進而關注民生問題、法治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追求高質量發展。

　　第三，高質量發展的問題可能隱含的是結構問題。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用“供不應求”還是“供過于求”來描述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發現有些產業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我們發現仍然有許許多多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比如老百姓對高質量產品的需求，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等等。這就是結構性的供求的矛盾。所以說，我們接下來要在發展目標上、發展理念上、發展的主要矛盾上、內部的結構上，有更好的認識，利用市場化的手段，更高效地配置資源，高質量發展才能夠得到落實。

　　最后，干春暉對深圳未來發展中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的地方提出了建議。他說，深圳以其一流的法治環境、高效的政府服務、優質的營商環境、包容的城市文化吸引了許多教育程度高、素質高的年輕人來深打拼。引得來，更要用得好、留得住。各類人才在城市中工作，也在城市中生活。因此，深圳未來要在創造宜居的生活環境方面加大投入，著力完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體系，提升城市功能和建設品質，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讓各類人才安居樂業。另外，深圳競爭激烈，競爭意味著有人成功，有人失敗，如何對困難群眾進行托底和保障，也是未來需要關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