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長期關注珠海特區發展的宏觀政策與區域經濟研究者，同時作為珠海市委、市政府特聘的咨詢專員，基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人才就是決定的因素”，我于1999年11月在珠海政協主辦的第一屆《珠海之聲》上，建議珠海“十年引進十所名校”，得到當地市委、市政府的支持，結果僅兩年半時間，就引進了16所全國的名優大學，使珠海人口結構發生重大改變，成為珠三角大學數量僅次于廣州的新型“大學城”。

　　依據上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經驗路線，2003-2004年間，加入WTO后的中國工業化發展呈現“輕型化”、實體經濟隨之“變輕”的新趨勢。對比總結同樣作為國際著名旅游城市——瑞士與夏威夷的巨大差距(瑞士旅游文化以強勢精密儀器儀表制造業為基礎，經濟穩固堅實持續發展;而夏威夷缺乏優勢工業實體經濟支撐，不僅難以抵御經濟危機和海嘯沖擊，經濟水平在美國50多個州僅排在38位左右)，特別是面對珠海周邊城市的快速機械電子工業化的實際，我在給珠海四套班子和全市副處以上干部幾次報告中提出：

　　依托珠海大學城和利用聯合國承認的中國第一個“宜居”城市等良好基礎，避開周邊城市的優勢，尋找珠三角各地機械電子工業化的“短板”和珠海發展的“夾縫空間”，著力發展“兩個輕型產業”——輕型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旅游產業，建設珠三角的“輕型科技工業與文化城”，建設珠三角的“休閑文化旅游中心”和“高新科技研發中心”。

　　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快速崛起，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工廠最大的工地、最大的市場、最大的學校，也成為國際留學的第二大目標國，在新的形勢下，珠海的優勢基礎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形勢盡管逼人，但珠海發展的生態制度文化環境和潛質優勢所決定的方向更加凸顯，轉型升級的機遇依舊存在，通過大力推進“引進戰略”——引進智能、生命科學等最先進的科技與實施“人頭戰略”(945年盟軍攻克柏林，當蘇聯忙于將大批德國的設備和機器運回國內之時，美國實施“人頭戰略”，派了3000名科技專家到德國物色人才，動用了100架飛機將2000多名科學家運往美國，其中僅火箭專家就有120名。二戰結束，美國一共從德國運回了數萬名科學家、工程師及其家屬。同時制定了優厚待遇留住人才。目前美國59%的高技術公司外籍專家占了90%)，創建“智能型科技工業與文化城”的基礎更加厚重。

　　適應國家實施“一帶一路”建設的新形勢，2015年中國與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國家簽署了一系列重大合作協議，中拉經濟文化合作進入了新紀元。為充分發揮珠海/澳門與拉丁世界“門戶”和“橋梁”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我與大橫琴文化傳媒公司李巖和暨南大學的王天權教授共同策劃了“中拉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基地項目”大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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