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很多產業外溢，并非“搬遷”，而是在城市群、都市圈范圍內的“擴張式外溢”。
編者按
產業外溢、高房價、高成本……這諸多爭議已然成為一線城市、中心城市高速發展之后不得不面臨的共性考驗。這其中，深圳是當然的一極。無論是從發展速度、經濟體量、人口密度等維度，還是創新的能力、質量與影響力，深圳都需要面對和回應社會對其改革再出發進程背后的這些核心問題的關切——是否產業外溢就必然意味著產業“空心化”?是否綜合成本高企就一定難有破局之路?
本篇稿件以“發展格局之論”，提出思考深圳未來的發展格局之道——應當避免從單一城市視角孤立地進行，而須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層面、在城市群和都市圈規劃建設的視野下進行細致討論。這其中，深圳的使命是，找準其作為中心城市在區域協同發展中的新角色——更有效的融合、協作與利益共享。(于曉娜)
5月19日，深圳市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今年深圳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充分發揮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功能，深度融入“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加快深圳都市圈規劃建設。
稍早前的廣東省“十四五”規劃綱要則提出，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圈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及資源優化配置等核心功能，提升城市品質，加快形成以城市群為主要形態的增長動力源。
當前，城市群、都市圈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組織的主要形態，也正是因此，在評價城市時，需要由“城市視野”拓展至“城市群視野”。
以“城市群視野”來思考當前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面臨的諸如產業外溢、高人口密度帶來的高房價等爭議甚至困境，往往能夠豁然開朗。
深圳原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杰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以單一城市論GDP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的應有之義。
唐杰認為，輿論熱議的深圳高房價問題，背后有高人口密度和高經濟密度造成土地稀缺性的客觀原因，需要從城市群的角度討論和解決這一問題。深圳要與珠三角周邊地區加強聯系，向東與惠州、向西與中山、向北與東莞連通，構建大都市圈，在更大范圍內尋求發展機遇。
進一步的問題是，在城市群視野下，深圳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作為中心城市在產業發展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如何與周邊城市協同發展?城市群如何真正地“連為一體”?
產業外溢
并不意味著“空心化”
近些年，伴隨著土地廠房租金和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時有深圳制造企業遷出的消息，這帶來了產業空心化的疑問。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從數據來看，2020年深圳一二三產的比重為0.1：37.8：62.1，即便是跟全球范圍內的大都市相比，深圳接近40%的二產占比都屬于高水平。
若從變化趨勢看，與2015年相比，深圳2020年第二產業的占比的確下降了3.4個百分點，這一數據也引起了一些擔憂，有區域研究專家認為，深圳第二產業的占比不宜下降得過多，多數科技創新中心是從制造業中心發展而來的，離開了制造業的支撐，會導致創新的空心化。
唐杰則認為，制造產業留在大城市仍然是一種工業化思維，制造的一端遲早會從大城市轉移出去，并且與大城市相隔不遠。大城市的功能不是制造，而是創造，深圳的增長真正依靠的是大量創新產業、新興產業。
在不同觀點分野的背后，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于，當中心城市的產業鏈上的部分功能外溢至周邊地區，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心城市產業和創新的“空心化”?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助理鄭宇劼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全球的創新坐標中來看，以深圳為核心的珠江東岸的創新是以硬件創新為特色的，建立在強大的電子供應鏈支撐之上，所以需要有大量專業化分工的制造工廠進行支撐，否則創新會失去依托。“這樣的工廠留在深圳，和去東莞、惠州有什么區別?當我們討論產業結構是否合理時，不應該只是基于深圳自身的產業布局，而更應該站在粵港澳大灣區層面，或者至少要從深圳都市圈內的深莞惠這幾個核心城市整體框架上來觀察和思考。”
在此框架下，可以看到的是，深圳的很多產業外溢，并非“搬遷”，而是在城市群、都市圈范圍內的“擴張式外溢”，實質上形成了一種分工協作的關系。
這在大型企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2014年，中興通訊斥資百億在河源建的研發生產基地開工，擬撬動2000億元的產業集群，河源方面表示要把這一項目作為“1號工程”。
2017年，TCL集團下屬的華星光電在惠州設立全資子公司，在高世代模組項目中，深圳利用一條生產線做新產品和新技術驗證，從產品抽檢上實現品質預警，提前攔截問題，而惠州則利用規模優勢，推進量產。
更廣為人知的例子是華為將終端相關部門遷到東莞松山湖。2020年，華為系包攬了東莞實際出口總額、主營業務收入、效益貢獻企業幾大榜單的第一名。
不惟深圳。實際上，過去5年間，中國大城市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普遍出現下降，有的下降幅度甚至接近20個百分點。
而如果將深莞惠作為一個整體的觀察單元則會發現，盡管深圳二產占比5年間下降了3.4個百分點，惠州也下降了4.5個百分點，但東莞的二產占比卻逆勢由46.3%升至53.8%，上升了7.5個百分點。
找準新定位
對于深圳而言，產業的外溢很大程度是基于客觀需要，深圳的經濟能量已經超過了2000平方公里所能承載的，必須要打破行政化的邊界走出去，進行更合理更市場化的重新布局。
曾任職于深圳發改委的星河產業集團常務副總裁閻鏡予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應該被視作一個整體的區域，各個城市各干各自擅長的事情，發揮比較優勢。
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萬陸看來，粵港澳大灣區除了“一國兩制”的優勢之外，另一大優勢是面積較大，約為5.6萬平方公里，是東京灣區的1.5倍以上，舊金山灣區的2.5倍，這使得產業的回旋空間比較大。
他繼而指出，應該通過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實現產業鏈條的空間分工、布局、配置，把成本降下來，并且盡可能讓制造網絡和創新網絡在空間上緊密聯系。
這既是市場機制下的規律，同時，從頂層設計的角度來看，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也承擔著重要使命。
2019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深圳要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
尤其是隨著《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發布，深圳更是成為了多種國家戰略的交匯地、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重要陣地。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在城市群的范圍內，深圳也需要扛起中心城市的責任擔當，更好地發揮核心引擎作用。
這其實給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閻鏡予指出，深圳的制造業溢出將會是長期的客觀趨勢，政府的資源配置也應該順應這一趨勢。現在的關鍵在于，深圳要把什么引進來?
從深圳過去兩年舉辦的全球招商大會中，或許可以窺見答案。
2019年，深圳舉辦首屆全球招商大會，簽約投資金額超過5600億元，2020年雖受疫情等因素的影響，簽約投資額仍然大幅上漲至7800億元，兩年引進的項目包括小米集團國際總部、字節跳動大灣區總部、愛爾蘭埃森哲全球創新研發中心、荷蘭皇家飛利浦創新中心、英國阿斯利康-康泰新冠疫苗研發及生產基地、中國臺灣臻鼎科技半導體載板生產基地項目等。
深圳主政官員近年來頻繁傳遞出一個信息——只要是符合深圳產業方向和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需求的優質項目，深圳一定有地可落。
唐杰向記者表示，深圳推出的產業用地，很多是通過集約化再使用的二次開發獲得的，而二次開發的一個前提條件是，低端產業慢慢走出去，高端產業引進來，這樣深圳的產業才能不斷升級。
深圳曾有主政官員總結，一座城市的產業會呈現消長平衡，在深圳新的要素條件下，更多是總部形式的、研發的、新業態、先進制造業、金融等專業服務業會發展壯大。
城市群加速“一體化”
近幾年來，無論是深圳、廣東省乃至全國層面，很多政策、經濟動作正是在都市圈、城市群的視野下展開。
廣東省“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強調，構建現代化都市圈體系，并明確深圳都市圈包括深圳、東莞、惠州全域和河源、汕尾等兩市的都市區部分。
隨后，深圳第七次黨代會報告提出，堅持面向全省，加快深圳都市圈規劃建設，創新完善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體制機制，推動城市群一體化發展。
城市群之間要實現“硬聯通”，交通是最首要的。2020年9月，中國政府網刊發了《交通運輸部關于深圳市開展高品質創新型國際航空樞紐建設等交通強國建設試點工作的意見》，提出原則同意在都市圈軌道交通和站城一體化發展等方面開展試點。
在分析人士看來，這一意見有助于加速深圳與東莞、惠州的跨城地鐵修建進度，未來的跨城交通將變得更加便捷。
有數據顯示，2018年，深圳至東莞、惠州的城際出行每天約為140萬人次，而預計到2035年將增長至620萬人次/日。
今年4月，深圳、惠州、東莞三市市長齊聚深圳，召開深圳都市圈城際鐵路建設指揮部第一次工作會議。深圳都市圈2022年前擬開工城際鐵路10個項目，總建設里程約351公里，總投資約1872億元。
除了“硬聯通”，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更需要實現“軟聯通”，這包括不同城市間構建協商合作、規劃協調、政策協同、社會參與等機制，以產業合作為例，深圳是否可能與東莞、惠州建立起統籌規劃、聯合招商、共同開發、利稅共享等合作機制?
可以看到的是，深圳和周邊城市正在朝著“融合”與“一體化”的方向努力。
2020年9月，東莞市委全會審議通過《關于進一步完善區域協調發展格局推動南部各鎮加快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將虎門、長安等九鎮“融入”深圳，且分別明確了各自的發展方面。
惠州近日出臺了《惠州搶抓“雙區”建設重大機遇 深度融入深圳都市圈的行動方案(2021-2023年)》，對加強與周邊城市空間及產業規劃對接、承接大灣區先進城市產業外溢等方面均作出了部署，并逐項明確了責任領導和牽頭單位。
鄭宇劼向記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核心是破除傳統行政區劃觀念，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作和利益共享機制，真正實現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和市場一體化，才能解開中心城市的所謂“空心化”之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