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以北京和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控制人口，以武漢、杭州、成都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競相出臺吸引人才的政策。在這兩種相反的政策之下，人口圖譜出現了哪些新變化?雖然新一線城市吸引了一批年輕人，但是這些地方真能留住人嗎?

　　“偉大的城市吸引有抱負的人，城市在通過幾百種方式向你傳遞著信息：你能做得更多，你應該再努力一點兒。”

　　北漂的朋友圈里，經常在深夜刷屏的是美國投資人保羅·格雷厄姆的一篇文 章。

　　這篇文 章談到城市對人的影響，列舉了波士頓、紐約和舊金山的例子，結論是“在每個時代里，大多數做出大事的人都扎堆在少數幾個地方”。

　　近兩年以北京和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控制人口，以武漢、杭州、成都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競相出臺吸引人才的政策，各媒體平臺上出現了很多新版“逃離北京”的故事。2017年，這些城市人口發生了哪些變化?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一批近兩年離開北京的年輕人，并梳理了最新發布的城市人口增量數據發現，2017年北京、上海、天津的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同時出現下降，其中北京常住人口減少2.2萬人，戶籍人口減少2.7萬人。

　　在京滬嚴控人口的大背景下，廣州和深圳常住人口在2017年分別新增45萬、62萬左右，杭州和長沙的增量均超過20萬。3月21日，北京發布《關于優化人才服務促進科技創新推動高精尖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展示了北京也希望納才的姿態。二線城市能留住人嗎?在地方強勢的人口政策調控下，人才和產業會如何流動?

　　那些離開北京的年輕人

　　上海交通大學青年學者陸銘《大國大城》提出跟“逃離北上廣”相反的觀點，城市更大的人口密度，彰顯了規模經濟的優勢，人口必然向大城市集中。

　　逃離一線城市的提法已有很多年，這兩年會有變化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十余個離開北京的年輕人，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否還會回北京”。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在北京生活十余年的陜西籍青年設計師，前兩年他從北京去武漢創業，開了自己的設計公司，一年后創業失敗回到北京，最近他又去了香港。3月22日，這位30歲的設計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武漢不適合他的創業方向，在北京他也沒有戶口，最近剛結婚，準備將來定居深圳。

　　其他選擇去武漢和杭州的年輕人，有一半提到如果有好的機會，還會再回北京。從北京知名科技公司跳槽去杭州的張 默(化名)，去了一家中等規模的電商企業負責公關，收入跟她在北京的收入基本持平，生活質量卻明顯比北京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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