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的路徑清晰地勾畫出“蘇南模式”——這一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發展程式——如何重回舞臺中心的故事。

　　1、全國中小城市發展經濟的“樣板”

　　中國人擅長學習，我們習慣于從別人身上挖掘經驗，更愿意去相信榜樣的力量。無論是“農業學大寨”還是“鐵人英雄”王進喜，都是改革開放之前人們篤信的模范。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思想解放”，讓我們恍然發現，原來我們是多么需要重新再找到一條發展之路。

　　此時，中國大多數的城市都還剛剛從計劃經濟的年代蘇醒過來，對市場經濟或者說對如何激發經濟的活力，并沒有太多的辦法——常州是個例外。

　　“小桌子上唱大戲”是當年《人民日報》對常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述，并認為這是全國中小城市發展經濟的“樣板”。

　　“常州當時已經逐步建立起覆蓋輕重工業的、門類齊全的、系統的工業化體系，在產業層次上最開始就不同于溫州的家庭作坊式生產，它比小農家庭經營更具有規模特征。”學者溫鐵軍在《解讀蘇南》一書中這樣評價常州。

　　當時一組走南闖北的紀錄片攝制組沿著運河來到常州，他們準備拍一部叫做《走進運河》的紀錄片，當在鏡頭里看到運河兩岸廠房如織，工人們忙忙碌碌時，這些見多識廣的電視工作者都感到了新鮮。

　　他們在片子里這樣形容常州速度——趕乘公共汽車的人們一溜小跑，好像在沖鋒、在競賽。

　　不過，當他們得知這片只占江蘇省土地面積4%的地方，卻創造了全省一半的生產總值和稅收收入時，才恍然大悟這里的人們為什么會走路這么急匆匆了。

　　這里仿佛開動了一臺財富制造的機器，和蘇州、無錫略顯不同的是，起源于集體經濟的鄉鎮企業，在常州最早改制成為了股份制企業——激勵機制更加明確的企業組織形式，讓常州“藏富于民”。

　　“常州有錢的老百姓其實要比蘇州、無錫要多。”常州市委政研室一位官員自豪地對我說，事實上，“蘇錫?！痹谏鲜兰o90年代后期走上了迥異不同的發展路線，“在那個時候，常州的民營經濟早已經超過了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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