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集中性的產業集聚模式和企業擴張模式，不再成為必然趨勢，同時大量涌現“小而美”、智能化、便捷化、友好型的產業與企業形態。這一全新的發展模式，或許能夠緩解一系列現代化頑疾。

　　《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6)》顯示，2015年中國分享經濟市場規模約為1.956萬億元。預計未來五年，分享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市場規模占GDP比重將達到10%以上。應該說，分享經濟正是新經濟的典型代表。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初答記者問時指出，“新經濟的覆蓋面和內涵是很廣泛的，它涉及一、二、三產業”。雖然新經濟的范疇和邊界并不涇渭分明，但究竟“新在哪里”，可以從如下幾方面來“窺豹一斑”。

　　首先，是新的資源配置模式。進入新世紀之后，互聯網信息技術深刻改變了經濟與社會組織結構，對于信息采集、處理、交換帶來深遠影響，逐漸對諸多行業的生產與商業模式產生沖擊。這不僅使得剩余資源的使用效率、使用方式變得更豐富，抑制了資源價格的過度膨脹，同時也使得消費者主權得到進一步提升，通過“使用權”而非“擁有權”的交易，就能夠更好地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就是分享經濟的價值所在。

　　其次，是新的技術內生動力。新技術是促進增長的源泉，所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根本也在于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等。我國近年來雖然技術進步加快，但與大國地位仍有較大差距。如國際電信聯盟對2015年度全球ICT(信息、通信和技術)發展指數的排名中，我國居第82位;世界經濟論壇的《2016年全球信息技術報告》對全球139個經濟體的信息技術水平進行評估，我國居59位。提升市場內生和“自下而上”的技術創新動力，已成為新經濟的重中之重。

　　再者，是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信息化時代的來臨，或許逐漸改變了原有的產業架構與企業邊界。這一新經濟時代逐漸體現為創客時代，此時，大規模、集中性的產業集聚模式和企業擴張模式，不再成為必然趨勢，同時大量涌現“小而美”、智能化、便捷化、友好型的產業與企業形態，大企業或許通過“外包”而化整為零。這一全新的發展模式，或許能夠緩解“大城市病”、資源消耗與浪費等一系列現代化頑疾。

　　還有，是新的消費與就業模式。后工業社會的難題之一便是就業壓力增加，因為傳統經濟帶來的就業效應逐漸弱化。包括分享經濟在內的模式，可以在全新的交易活動中拓展就業場景，增加居民業余收入。同時，也可以使得眾多消費方式更加輕松，使諸多領域的供求鏈條縮短并節省時間，間接增進國民福利。

　　最后，是新的制度規則探索。新經濟的探索往往會觸及制度模糊或空白地帶，而且與傳統經濟之間也可能出現各種摩擦和沖突，更有可能被機會主義者所濫用而備受損害。對此，新經濟要走向健康發展，最終還要落到新制度規則的完善上，或者是以外力帶來與傳統規則的妥協和改良，從而保障走向各方共享、共贏的經濟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