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上海自由貿易區”或“上海自貿區”，是中國政府設立在上海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園區，2013年9月29日正式成立，面積28.78平方公里，2014年12月28日經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授權，面積擴展到120.72平方公里。

　　上海自貿區運行迄今已滿三年。已有大量研究從建設背景、運行基礎、主要成就和政策效應等方面對上海自貿區進行了多角度的定性分析，尚缺乏準確和客觀的定量評估。在以下文章中，上海財經大學上海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殷華與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員高維和兩位學者考察了上海自貿區成立三年來對上海市GDP、出口、進口、固定資產投資這四項主要經濟績效指標的影響。

　　該文的研究結論是：上海自貿區建成三年來，推動上海市GDP增長率提高了1.89%，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長11.02%，出口平均增長2.95%，進口平均增長13.28%。簡而言之，“上海自貿區建設顯著促進了上海市GDP、出口、進口和投資增長，自貿區擴區后 制度紅利 外溢效應更加顯著，并且具有長期促進效應”。

　　期待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燦爛明天。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改革開放由淺入深、逐步深化，是一個摸索、試驗和積累合理制度的過程，是一個漸進性制度創新的過程。經濟特區作為中國漸進改革開放的起點，率先大膽嘗試新的經濟制度與管理體制，在推動地區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效，并將成功經驗推廣至全國。

　　在經濟“新常態”下，自由貿易試驗區(下文簡稱“自貿區”)建設是中國新一輪開放和制度創新試驗的前沿，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又一新探索，承擔著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徑的重任，根本任務是以開放倒逼改革，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新制度，推動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自貿區建設的核心定位依舊是“先行先試”，探索新的增長路徑，但與經濟特區有著本質區別：不再是中央向地方輸送的政策洼地，而是以制度創新代替優惠政策，致力于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新制度體系，以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

　　制度創新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來源。中國經濟過去高速增長，最重要的貢獻來源于制度的不斷演進和變革引起的資源重新配置。制度設計的有效調整和質量提高，可以使得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顯著降低，產出效率得到倍增，此即“制度紅利”效應。那么，作為新一輪制度創新與經濟增長的探索，自貿區建設是否產生了顯著的“制度紅利”效應呢?

　　上海自貿區(官方名稱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于2013年9月29日最早設立，面積28.78平方公里，至2014年12月28日面積擴展到120.72平方公里，迄今已建設運行三周年，準確和客觀評價其對上海市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下一步更加有效地開展和深化綜合配套改革，以及自貿區的可復制、可推廣，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已有大量研究從建設背景、運行基礎、主要成就和政策效應等方面對上海自貿區進行了多角度的定性分析，尚缺乏準確和客觀的定量評估。鑒于此，本文在梳理上海自貿區運行特征事實的基礎上，通過計量模型構造上海市的反事實經濟績效，并對比上海市的真實經濟績效，考察了上海自貿區建設對上海市GDP、出口、進口、固定資產投資這四項主要經濟績效指標的影響。(所謂反事實經濟績效是指，假定上海沒有設立自貿區情形下的經濟績效。)

　　二、理論與特征事實

　　制度創新之所以能推動經濟增長，是因為制度的變化具有既改變收入分配，又改變經濟中資源使用效率的潛在可能性。上海自貿區致力于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新制度體系，以形成完善的法律體系、有力的產權保護和高效率的政府等。自貿區內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優質營商環境建設的“制度紅利”外溢效應，以及自貿區內形成的各項成熟經驗的復制和推廣，將有效帶動上海市的經濟發展。

　　第一，投資管理制度降低了外資準入門檻，總部經濟和外商投資將進一步向上海集聚。總部經濟具有稅收貢獻效應、連鎖投資效應、產業乘數效應、消費帶動效應、勞動就業效應和城市極化-擴散效應，這六大效應將極大推動城市的聚集和進一步發展。外商投資具有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并能夠帶來大量資本，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第二，貿易監管制度提升了通關便利化程度，有利于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測性，提升進出口系統效率，降低企業的行政管理費用;有利于營造寬松開放的貿易環境，促進商品和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增加貿易規模。

　　第三，事中事后監管制度，核心在于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核準制、審批制改為備案制、“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改變了過去以政府主導經濟轉型發展的模式，重新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通過放松管制、強化市場機制的力量，將激發市場活力與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