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化，如果思維方式還停留在過去的老套路上，不僅難有出路，還會坐失良機。”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如是強調。兩天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時，再次強調優化經濟結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中國如果不走創新驅動發展道路，新舊動能不能順利轉換，就不能真正強大起來，只能是大而不強。”

　　經濟結構的優劣、經濟動能的新舊，事關一個國家的強大與落后。對近代以來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來說，對“大而不強”更有切膚之痛。早在1820年，中國的GDP約為英國的7倍，卻沒能阻止中國后來簽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1890年，中國的GDP約為日本的5倍，卻沒能阻止甲午戰爭中北洋軍隊的一敗涂地;1936年，中國的GDP約為日本的2倍，但仍沒能阻止中國在抗戰初期的節節敗退。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100多年里，為何中國國際競爭力與其GDP排名相去甚遠?據歷史學家研究，單從經濟角度看，與中國錯過第一二次工業革命，與新的科學技術和新的經濟形態絕緣，導致經濟結構和發展質量落后于同期國家有關。例如，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率先進行工業革命，國民經濟得到升級換代，而中國仍停留在農業和手工業時代，“新舊動能不能順利轉換”。鴉片戰爭看似中英軍隊金戈鐵馬與堅船利炮的火拼，其實是人畜動力與蒸汽動力的較量，是傳統小農經濟與新興工業經濟的對決。

　　落后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激發了中國人民奮起直追的昂揚斗志。從處江湖之遠的鄭觀應寫出“盛世危言”，到居廟堂之高的張之洞論辯“中體西用”，從洋務運動中的“師夷長技”，到用庚子賠款資助留學生“西天取經”，不管是思想觀念上，還是實際行動中，雖是被動而為，步履蹣跚，但中國人民總算開啟了學習新興技術、擁抱新興經濟的比學趕超歷程。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創造歷史性機遇，催生智能制造、“互聯網+”、分享經濟等新科技新經濟新業態，蘊含著巨大商機，世界正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新經濟發展時期。幸運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一直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明與應用，不管是引進吸收還是獨立研發，中國以史為鑒，主動出擊，避免“坐失良機”。

　　作為曾經的缺席者，到后來的追趕者，現在雖未全面領先，但在移動互聯網、智能制造等新經濟領域，中國已屬領跑者。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這些重大變化，也讓國際機構的觀察視角有了新的調整，高盛最新發布的報告認為，新興工業、互聯網、新消費和健康產業等新經濟是中國帶給世界的新機會。渣打銀行表示，預計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將得到更好地提升。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引領城市崛起。作為肩負國家使命、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形象、引領區域發展的國家中心城市，成都在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城市的新征程中，當緊跟我國發展戰略目標的調整步伐，責無旁貸地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探索可資借鑒的經驗。

　　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都市委深刻把握中國國力持續增長、國運持續上升的歷史機遇，深刻洞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和趨勢，作出了發展新經濟的重大戰略部署。發展新經濟,既是成都貫徹中央要求,推動城市戰略轉型、經濟變道超車、重塑競爭優勢的重大抉擇，也是成都觀照世界新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不讓思維方式“停留在過去的老套路上”，搶抓新經濟發展的窗口期、機遇期的順勢之舉。

　　新思想指引新征程,新時代呼喚新作為。本期《理論周刊》大篇幅地聚焦成都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我們為您梳理成都推動新經濟發展過程中遵循的指導思想、面臨的宏觀背景和采取的具體措施……為您全面展示成都是如何在努力走出一條具有成都特色的新經濟發展之路，如何努力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走在全省乃至中西部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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