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戰略視野看“新人口紅利”

　　自2017年下半年以來，一場被稱為“搶人大戰”的區域人力資本競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這場新時代的“搶人大戰”首先在武漢、長沙、南京、成都、鄭州等二線和準一線中心城市發起，并向全國各中心城市蔓延。2018年春節后，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也加入“搶人大戰”，且力度更大、勢頭更強。

　　“搶人大戰”的陡然爆發，事實上是我國經濟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導致的必然現象。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是由主要依靠資源、資金投入的增長轉到更多地依靠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依靠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從更深層的戰略考量，這是應對我國“人口轉變”的長期態勢與重構新人口紅利的必要選擇。在我國長期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和人口快速老齡化效應日益凸顯背景下，人力資本的稀缺性也日益加劇，缺乏合適而足夠的勞動人口將是高質量發展進程中在各領域各地區不同程度存在的嚴峻狀態。從國際經驗觀察，德國和法國是歐洲的人口大國，在工業化時代擁有充足的勞動人口，發展要素的匹配性良好;但是到了后工業化時代，加之人口老齡化演化，現已成為勞動人口短缺的國家，不得不大量輸入勞動人口。

　　當下國內中心城市的“搶人大戰”現象，不是簡單重復以往的區域人才競爭，而是有著更為深層的動因，明確地說，就是未來人口紅利危機所使然;其目的也著眼于未來，就是獲取長期的新人口紅利。很明顯，我們不能僅僅從“搶”一批近期急需人才的短期化傳統思維定勢去觀照，而應當在區域長期新人口紅利競爭與重建的大趨勢大視野下加以戰略考量。

　　二、安徽傳統人口紅利現已不復存在

　　“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績效關系中，當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比重不斷提高的生產性人口結構，可以通過保證勞動力充足供給和儲蓄率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額外源泉，稱之為“人口紅利”。簡要地說，勞動年齡人口與撫養的老人和孩子之比超過50%即為人口紅利消失，特別是老人扶養比超過少兒撫養比則完全是“人口負債”。國內權威專家估算，我國人口紅利在“十二五”時期便快速衰減而趨于消失，其時間窗口在2008年到2012年間。安徽傳統人口紅利消失的時間拐點在2017年左右，勞動年齡人口與撫養的老人和孩子之比約達50%。就是說，雖然安徽仍是人口大省，但時至今日，全省傳統人口紅利在總體上現已不復存在。這個大格局對于合肥必然產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一個城市的勞動人口數量可以通過人口遷徙流入來補充，但從人口紅利形成機理分析，僅有數量補充并不能自然帶來人口紅利，有無人口紅利的關鍵在于結構。就安徽省看，合肥、蕪湖、蚌埠、馬鞍山等中心城市現為人口凈流入城市，從數量上增加了勞動年齡人口。其中，合肥是人口凈流入最多最快的城市。但是，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人口紅利增長，其中還有人口結構這一關鍵問題。因此，盡管合肥城市人口呈現凈流入，但在改善人口結構、重建人口紅利上絕不能高枕無憂，對于周邊省市的“搶人大戰”更不可等閑視之。

　　三、周邊省市人才競爭的兩大特點

　　第一個顯著特點是目標對象年輕化。以往區域間尤其是中心城市間搶人對象注重的是高端精英和成功人才，年齡往往偏大，普遍為40~55歲;但當下的搶人對象則集中在大學本科生、中專畢業生，年齡層次大幅下降，平均為20~22歲。這種目標對象的變化，深層影響是改變區域及中心城市的人口結構，通過增加勞動年齡人口降低撫養比，由此重建新人口紅利。有些城市如武漢、長沙等的“搶人”規模在百萬量級，約占城區現有總人口的1/5甚至1/4，這將會極大地改善其人口結構。從區域人口變化周期來看，這可以影響35~40年城市的人力資本供給。

　　第二個顯著特點是精英優惠與大眾普惠并舉。以往區域人才政策偏重于針對高端精英人才的優惠政策，突出高端人才、高技能人才以及“人才特區”等，而對大眾化的人力資本卻少有顧及。上述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都很發達，出臺的“搶人”政策既有針對吸引海外、域外高端精英的優惠政策，更有面向本地和外地年輕學子大眾的普惠性政策。今年國內高校畢業生達700多萬，未來三四年仍將是高校畢業生供給高峰期，再以后則趨于下降，因此近四五年是“搶”年輕人力資本的重要時間窗口期。合肥情況也是如此，2017年全市各類高等院校60所，在校學生62.58萬人，今后四年間平均每年畢業學生約16萬人。但隨著高校年招生量總體已經逐年下降，未來在校學生量和年畢業生量都將趨于下降。在“人往高處走”的人力資本流動格局中，這種適應年輕一代人力資本特點的普惠性政策是與“搶人”對象年輕化相匹配的，也是區域人才政策乃至人口政策的升級版。

　　深入分析這兩大特點可知，當下區域人力資本和人口紅利競爭的理念已經發生轉變：不再單純著眼于高端高層次人才，而是更注重瞄準年輕一代人才，擁有年輕的人力資本才能擁有“第一要素”長期優勢。相應的人才政策也發生轉變：不再單一偏重于特殊化優惠政策，而是更多強調大眾化普惠政策，政策取向和重心明顯“下沉”。

　　四、合肥應對“新人口紅利”競爭的三點建議

　　1.全面提升人才強市戰略。合肥在“十二五”“十三五”都提出人才強市戰略并持續推進，但在我省傳統人口紅利已然消失、合肥人口凈流入尚未帶來新人口紅利顯著增加、周邊區域人力資本和人口紅利強勢競爭的新形勢下，集聚人力資本的緊迫性已經非比尋常。有必要借助“十三五”規劃實施中期評估和內容調整的時機，將人才強市的戰略目標、重點、措施加以全面提升，根據新形勢新要求，聚焦人力資本集聚和人口紅利重建，對人才強市目標、重點、舉措和政策保障等進行相應的充實、調整和提高。同時，合肥現已啟動2035年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其中尤其需要加強未來合肥城市特別是城區人口規模、結構和紅利的深入研究，充分考量和著力培育新人口紅利內生增長與外生增長所需的新動能，給出科學的頂層設計與規劃。

　　2.加快切入區域人力資本競爭格局。中心城市是人才大量集聚的承載地，合肥是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副中心，在國家多個戰略布局中定位和功能越來越重要，對發展要素吸引力也不斷增強。為此，合肥要積極行動，加快切入全國中心城市人力資本競爭格局，努力在競爭力度、競爭水平和競爭形象上與類似城市等高對接，在競爭格局中要對外廣泛地發出聲音、展現形象、擴展影響，以形成人才磁場效應，切忌被邊緣化。

　　3.優化政策結構，集成政策資源。優化人才政策結構，是指既要完善針對高層次人才的優惠政策，又要充實針對年輕人力資本的大眾化普惠政策。集成政策資源，是指要把分布在若干個部門的相關政策資源加以整合，如公安部門的戶籍、人社部門的就業創業、住建部門的住房、科技部門的創新資助、教育部門的促進大學生就業以及省市區街各層次發放的生活補貼等，形成綜合集成化的人才政策，改變各部門各自為政、政出多門而又缺乏銜接、互不匹配的碎片化弊端。同時，要把國家支持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建設有關政策和省級人才政策與合肥人才與人口政策集成起來，發揮政策資源疊加效應。注重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來創新人才與人口紅利政策，積極爭取省里支持合肥進行綜合集成人才政策的先行先試，加快把合肥打造成為國內中心城市人力資本和人口紅利競爭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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